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黍、粟在北方一般称为糜子、谷子（图1、2），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农作物，于传统“五谷”之中，曾长期占据主角地位，其籽实脱壳以后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米、小米。对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来说，它们并不多见，尤其在南方更是稀罕之物，但倘若追溯过往，可以发现黍、粟是标准的“常客”，于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，以其为基础和原创的黄土生态、旱地耕作与标准“中华型”农业体系，更是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。
在最初的悠远岁月中，我们的祖先在距今大约一万年的时候，开始驯化农作物和定居生活，点燃了新生之炬。在这一进程中，黍、粟便是他们披荆斩棘、泽被后世的伟大创造，而史话传说便再现了这样一个过程。
《周易系辞下传》有曰：“包牺氏（伏羲氏）没，神农氏作，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（耜）之利，以教天下。”神农制耒耜，耕种雨粟，兴五谷，教民农事，被视作原始农业的创造者，故而成为黍、粟最早的种植者。
又据《史记周本纪》的记述，说后稷名弃，他在儿时，就喜种麻、菽，之后，精于农耕稼穑，因而被帝尧推举为“农师”，有功于天下，又帝舜曰：“弃，黎民始饥，尔后稷播时百穀”，封弃於邰，号曰“后稷”，“后”表示尊称，是执掌天下播殖的最员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即“稷”是作为祭拜的“五谷之长”粟的神灵，后来领导和管理农业的人亦以“稷”称，“后稷”遂逐渐由谷神转化为农神。
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的荒蛮时代，难免在流传过程中悄然走样，而考古材料往往提供了大量线索和证据。目前，中国考古发掘所见史前黍、粟遗存数量众多，总计不下百余处，在最早的年代上，黍距今约10000—8700年，粟距今约8700—7500年。其中，以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最为代表，共发现88个窖有堆积黍、粟灰层，一般厚度为0.2—2米，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，数量之多、堆积之厚都相当惊人。
黍、粟的驯化栽培，来自先民饮食的基本需求，而这也正是中华独特的“蒸煮”文化的源头，甚至让人习以为常的“面条”食法，也是与此直接相关。
煮，《说文䰜部》曰：“䰞（煮之文），烹也。从䰜，者声。煮，䰞或从火，䰞或从水在其中。”意思是说依靠火为能源，然后以水为介质来烹熟食物。由于黍、粟籽实非常细小的特性，我们的祖先最早是“粒食”，《古史考》说“黄帝始蒸谷为饭，烹谷为粥”，“蒸”便是对“粒食”最好的适应和表现，而在“烹”谷时，还会加入一些菜、肉，在利于消化吸收、改善饮食卫生和健康水平的同时，还大大拓展了食谱，促进了人口的繁衍生息，可以说，真正地推动了一场农业经济社会的变革。
“蒸煮”文化的张力非常巨大。又以源自西亚的小麦为例，其利用方式在欧亚西部以磨烤、粉食为主，但进入东亚以后却变成了蒸煮“粒食”，与今日的食用方法不同；即便是后世“粉食”在中国普及和流行，小麦却又被加工成面条、面饼、馒头、包子之类，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面食技术与文化之路。
让人惊叹的是，“面条”乃中国人民的最早创造，原料竟然就是黍米和粟米，来自4000多年前的青海喇家遗址（图3）。实际上，古今相通，黍米、小米都可以经捶砸、热烫做成面条，今天在黄河流域的有些地方经常见到，比如河南浚县的吴庄饸饹，原料就是小米，为特色小吃，工艺传统，声名远播。
“蒸煮”和“面条”诞生，这两件看似十分遥远的事件，却在漫漫的历史中由一颗颗小小的黍米、粟米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，并且还将来自遥远西亚的小麦融入东方的时空，成为人类饮食文化史上开放性、包容性、跨越性和本土性兼具的范例。
饮食，当然离不开“饮”，而“饮”之中，首推美酒。关于酒的发明，《尚书酒诰》曰“酒之所兴，肇自上皇，或云仪狄，一曰杜康”，“有饭不尽，委馀空桑，郁积成味，久蓄气芳”，又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 “少康，杜康也”，注曰“仪狄始作酒醪”，“少康作秫酒”，可以说，仪狄创造了浊酒或原酒，杜康则创造了秫酒。
“杜康作秫酒”道出了“酒”和“秫”之间的关系。那么，究竟何为“秫酒”呢？目前有不少文献，称之为用“高粱”酿成的酒，这完全是一种误解。孙炎注《尔雅》“秫”为粘粟，《说文禾部》也说“秫，稷之黏者”，另外，从西汉《氾胜之书》到清代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，诸多文献也都证明“秫”是粟的一种类型。
“杜康作秫酒”为我们开启了一幅色彩绚烂的酒文化长卷，加之曹操一首《短歌行》的加持，使得 “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；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名扬天下，深入人心。
商周之际，华夏文明冉冉升空，独具一格的东方特色与神韵，流光溢彩。回望历史，意味悠远，“其源可以滥觞”，辉煌背后定然离不开强大的农业根本和经济基础，而这正是黍粟文明开创之重大意义所在。
甲骨文和金文是华夏文明的载体和源头，其中黍、禾、稷、粟、粱、秫，对应的原形都与黍、粟的植株、穗籽形态或祭祀有关。所谓“文以载道，书以焕采”，黍、粟的早期文字形态，传达了最初的文化意涵，反映了先民对它们的基本认知。
特别要指出的是，稷字最早的写法，会意与祭祀神灵有关，而在古代人们又常把它与另外一个祭祀对象——“土神”即“社”结合在一起，称为“社稷”。二者的联合，体现了华夏族群“以农为本”、“以农立国”的原始崇拜。“社坛”代表安全的生存空间，“稷坛”代表稳定的食物来源，商周以降，历代君王均沿袭祭祀“社稷”大礼。
这一时期，黍、粟“蒸煮”出现了“馏”食，《说文》的解释是，蒸饭一次吃不完，下次蒸热再食；至于粥食，除了一般的稀粥，还有叫“糜”、“饘”、“餬”的稠粥，加上菜、肉的称之为“糂”、“䊤”；面食除了“面条”，还将黍米、粟米或二者混合，碓捣作粉、兑水后蒸成点心和圆形饼等。至于酿酒和饮酒，除了“秫酒”，“粱米酒”也占有一定比例，“黍酒”的突出地位开始显现。众所周知，商人之嗜好，名闻天下；武王伐纣，吸收了殷商统治阶级酗酒的教训，《尚书酒诰》所见，告诫封国，饮酒须有节制，却率先把饮酒活动规范成了礼仪和制度，在世界酒文化史上独树一帜。
黍、粟不仅可以满足果腹之需，而且还是税收的重要来源。税在古汉语中是会意字，左边为“禾”，右边为“兑”，农业税的雏形就是以禾株为代表的“实物税”，显然，最早期的税黍、粟占有绝对比例。那么，又是如何征税的呢？《尚书禹贡》曰：“五百里甸服，百里赋纳总，二百里纳铚，三百里纳秸服，四百里粟，五百里米。”征税标准因距王城远近而不同，原则是远轻近重，税率从5%到25%不等，农作物秸秆、穗头、谷米皆可入税。
黍、粟为商周文明的创立奠定了根基，成为经济、社会变革的重要“抓手”。《商君书去强》有曰：“按兵而农，粟爵粟任，则国富。”商鞅的“粟爵粟任”政策主张，实质为“纳粟拜爵”“入粟拜官”、纾解财政困难的办法，可谓古代中国版的“国富论”，为后世帝王和家所沿袭。当然，“粟爵粟任”实质上构成了“卖官鬻爵”的一种制度形式，容易在上造成“以钱买官，将本求利”的吏治。明清时期，卖官鬻爵更是不再简单地给与荣誉性的爵位，而是实在的官职，将这一制度推向了反面的顶峰，流毒甚巨。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中国人的基因又怎能缺少“黍离之悲”的士人情怀呢？“黍离之悲”或称“禾黍之悲”，最早来源于商王文丁的儿子所作的一首诗：“麦秀渐渐兮，禾黍油油。彼狡僮兮，不与我好兮！”说的是箕子朝周而过故殷墟，感怀宫室毁坏尽为禾黍，悲伤之余“乃作诗以歌咏之”。又《诗经王风黍离》序篇曰：“《黍离》，闵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，过故宗庙宫室，尽为禾黍。闵宗周之颠覆，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。”西周三百年早已灰飞烟灭，看到眼前的衰败之象，只能伤怀凭吊，怎不让人悲痛？！
自此，人们便以“禾黍”悲悯故园破败或胜地废圮之典，“黍离之悲”成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情怀，启人忧思，常见于古代文学作品，并成为古代士人爱国情怀迸发的重要表现形式，尤其是在国家衰败之时，更能成为维系种群价值尊严与社稷存续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情感纽带，不断激励着国人自强不息、奋勇前行。
秦汉至隋唐是中华文明走向辉煌和鼎盛的时期，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，黍粟文化日臻繁盛，从生产、流通到管理，从农业、经济到文化，无不彰显自身的存在和影响，覆盖领域众多，内容丰富，意蕴深厚，流传史乘。
中国古代农学史上，有一个伟大的创造即“耕—耙—耢”耕作技术，这是世界精耕细作农业的光辉典范，而其形成的基础便是对黍、粟的栽培。它最早始于战国，至魏晋北朝时期发展成熟，详见于后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。其中，耕是指耕地，耙是指将土地犁出沟、耱碎土块，再用耢（也称耱）磨成平地，三者配合使用，可以达到抗旱保墒的目的。此后，中国北方基本都是沿用这一技术体系。
这一时期黍、粟特别是粟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如日中天，最明显集中地体现在当时的制度和文化设计中，它们得到了空前重视和运用，尤其是《论贵粟疏》中“贵粟”思想的提出、“治粟内史”“搜粟都尉”官职的设置以及“积粟”仓储的升级。
《论贵粟疏》是西汉名臣晁错的政论文章，是当时给汉文帝的奏疏。该文全面论述“贵粟”的重要性，强调“务农贵粟”“以粟为赏罚”，并提出了重农抑商、入粟于官、拜爵除罪等主张。这些被皇帝采纳，收到了不错效果。至武帝时，“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，人给家足，都鄙廪庾皆满，而库府余货财。……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不可食”，既保障了国家粮食供应，又发挥了劝农促农功能，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。
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，“贵粟”与“重农”思想一脉相承，既是源于古代农业社会之现实，又是出于统治的需要。汉以降的家们，继承了“贵粟”思想，强调重视粟谷的生产和积累，在确保粮食与经济安全的同时，也达到了维护君主政权的目的。
秦汉时期，历史上出现了特有的“治粟内史”和“搜粟都尉”官职。其中，搜粟都尉属大司农，职掌农耕、屯田、筹措军粮等事，汉武帝时上官桀、桑弘羊、赵过及昭帝时杨敞都曾担任过这个职务。其中，以赵过为代表，因他曾在任内推行“代田法”，教民“耦犁”，还发明了“三脚耧”，为农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。与汉代相比较，“搜粟都尉”在唐代已非司农寺官员，回归了此职设立的初衷，主要是为解决灾后关中的缺粮而设。
“治粟内史”“搜粟都尉”这些与粮食有关的官职设置，反映了秦汉隋唐时期粟谷的重要性，而汉代贾谊《论积贮疏》曰“夫积贮者，天下之大命也”，历朝各代，无不奉为圭臬，兴修粮仓，广积粮谷，称为“积粟”，故而仓储系统特别发达，尤其到了隋唐时期，规模宏大，不少大型粮仓自成体系，往往就是一座仓城，著名的“回洛仓”“含嘉仓”便是典型代表，储存的粮食中，黍、粟占有的比例超过一半。
其中，回洛仓城东西长1140米，南北宽355米，仓城墙宽3米，可以确定的仓窖数量达到 了220 座，推测整个仓城仓窖的数量在700座左右，气势恢宏，有人估算，整个仓城可以储粮3.55亿斤。含嘉仓群东西长约600米，南北宽约700米，四周有城墙，内建大小粮窖400余座，在已经发掘的仓窖中，160号窖保存了大半窖碳化粟谷（图4），据推算，这堆碳化物原来重约50万斤，在地下沉睡了1300余年，恍如隔世，令人惊叹。
古人讲求“事死如生，事亡如存”，既然生者有“积粟”，死者当然亦要有“余粮”，谷物历来就是墓葬的重要内容。唐之前的粮食以黍、粟为主，大部分存放在陶仓类储存明器（冥器）之中，特别是汉代常以“黍万石”“粟万石”“黍粟万石”（图5）等字样予以标识，是当时流行的陶仓墓葬文化，墓主人拥有数量的多寡，是一种财富的象征，能够彰显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，或是表达对阴间生活的一种期冀，可以温饱富足。
黍、粟作为中国人最早驯化的重要农作物，与农耕、饮食、祭祀、礼仪、官制、仓储、墓葬等各种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但绝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另一个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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